书城·2017年7月号

卜键 吴中杰 三皮 周松芳 林晓筱 尹敏志
突然之间,妇女被勒令十分钟内离开工作岗位;突然之间,所有女性用户的银行卡都被冻结;突然之间,一群适龄女性被挑选出来统一管理。她们穿上了同样的绛红色的斗篷,戴上了统一的宽沿白帽。不服从的人被加以特殊“管教”。她们被送到一处处深宅大院中,必须在几个月时间里,怀上素不相识的“大主教”的孩子……这是根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同名反乌托邦小说(The Handmaid’s Tale,1985)改编而成的连续剧《使女的故事》中的设定。 故事无比荒谬,情节极其压抑。有人问,这怎么可能?可是,正常社会远比你想象的更为脆弱。如果在极度环境污染之下,生育率下降到警戒点。生育将成为人类延续的必须,很快就会变成某些人的特权。适龄的健康妇女将成为国家的战略资源,“使女”就是生育的机器、行走的子宫。一系列的架空假定始于一个极有可能的“如果”。使女和男主人必须在恰当的时机交合,没有言语交流,甚至没有目光接触。大主教的“妻子”在床上牢牢抓住使女的双手,一面防止使女反抗,另一面要监督完成这一“神圣的仪式”。这一切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反乌托邦作品像是一场“抽积木”游戏。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很多块“积木”筑累而成。这些积木就是如今被人狠狠嘲笑的常识。每抽掉一块积木,社会都会摇晃一下,直到轰然倒塌。在此意义上,反乌托邦也是一种预言、一种警示。它警告人们,不要轻易妄言一种 “理想状态”,也不应随意放弃任何良俗。二十世纪很(不)幸运地成为了反乌托邦的世纪。 一些信念本身无可厚非,毫无反思地照单全收才是需要加以批判的。不要忘记,每一条常识都来之不易。如果没有男女平等,社会将变成怎样?如果没有同工同酬,世界将变成怎样?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资格,我们将变得怎样?恰是在一个有众多常识的社会中,我们才能得以嘲笑它。 在写完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二十七年之后,赫胥黎写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