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如何让“辱母杀人”的悲剧不再重演？ □  周兼明 一起“辱母杀人案”，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舆论狂潮：2016年4月14日，山东聊城民营小企业主苏银霞因所借高利贷未能全部如期偿清，遭催债方上门逼债并暴力对待，不仅和22岁的儿子于欢一起被11名催债人限制自由，经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辱骂、殴打，苏银霞甚至还遭到催债人杜志浩以鞋捂脸、以生殖器擦脸等极端手段侮辱，于欢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4人。其中，被刺伤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今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民众的不满来自于对法院判决过程中，未能考虑于欢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人伦因素，毕竟，母子连心，保护母亲实乃人之天性，更何况孝道文化在中国有着数千年传统呢。难怪此案在舆论场发酵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派员急赴山东，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的汇报，并对案件证据、事实等进行全面调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公开表态，受理此案上诉。这意味着“辱母杀人案”在重审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判决。 客观说，这个案子如果不能引发对事件成因进行探寻、提出改变方案，那么，即使于欢最后被无罪释放，其最大作用也不过就是引爆了一次舆论热点，整个社会完成了一次情感宣泄而已，并不能阻止这类事情的再发生。 此案至少应该在三个方面，引起执政当局高度警惕，因为每一个问题都蕴含着对全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力。 首先是警察的“不作为”。据大陆媒体报道的细节，在于欢反抗前，警方已接到苏银霞公司员工的报警并出警，只是到现场后，没有进行有效干预，由此可能加剧了于欢的恐惧，导致此后惨剧的发生。如果当时警察把双方当事人带回派出所，调查与了解案情，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至少那天的惨剧能避免。 民众据此纷纷谴责警察的“不作为”——这是一个值得疑虑和担忧的现象，即“不作为”究竟是个别警察的敬业问题，还是基层执法权威普遍下降的问题？尤其体现在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