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本书从丧服礼制的规范与实践、母子于生活中的互动实态、文化理念对母职典范的形塑等多重面向，考察魏晋时期的母子关系。 魏晋以降，儒教家族理念正逐步与礼律制度结合，规范母子关系与建构父系家族二者息息相关。依据礼制，“父至尊”的原则强力主宰母子人伦，然而“母至亲”的诉求在现实中亦引发热烈回响；母子情感与父系制度之间存在微妙复杂的交互依存与抗衡。 魏晋时期孝子为母服丧的礼制变革，凸显“母以子贵”“母子至亲”对父系原则可能带来冲击；亲生母子在家庭、社会的地位处境，往往一体相连、荣辱与共，异母兄弟倾向各自以母亲为核心凝聚情感认同；在一妻多妾家庭中，经由不同条件而建立的母子关系，在互动经验上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反映生活实态与人心情感无法完全服膺制度的要求。母职犹如一把双刃之剑，既是父系家族延续的保证，同时也改变女性自身处境，甚至回头挑战父系制度对母职的控制。 然而，母职经验对父系制度的挑战，即使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也大多只能达成架构内的局部修正。东晋于氏从育子经验出发，争取依据母职实践来认定母子关系，超逸出父系制度以父亲为中心界定亲子关系的根本原则，奋力挑战仍旧功败垂成。于氏的遭遇反映与父系中心价值严重冲突的女性经验，往往受到漠视与压抑，在体制规范中四处碰壁，无法获得理解与支持。 时代框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存处境，人们又可能如何与制度共谋、协商，挪用、挑战制度来改变现状，是我一直深感兴趣的课题。本书前身是我的硕士论文，选入台大文史丛刊，2001年出版。回首前尘，原本并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抱着“也许这是自己唯一学术成果”的心情投入研究。许多个夜晚，于氏以及众多在体制中遭受压抑扭曲、不被理解的人们，在我脑海盘旋不去；自问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最大程度地描绘他们身处的时代情境、尽可能还原生命个体的主体性？没有肯定的答案，只能尽力去做。这一页历史，越过千百年的时空距离，于氏及众多女性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