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逆的“幽灵”

詹佳如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 总序 十年之前,我们主持编辑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在诸位同道的一起努力下,陆续面世,并立即激起不小的社会反响,不仅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案头之书,对于推动中国传播研究之功,亦是有目共睹。自此之后,我们就一直抱有一个念头,待到恰当时机,一定要出版一套能够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的著作。十年后的今天,想法变成了现实:“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终于与大家见面。 酝酿十年,一旦落定,自有诸种因缘际会,但也不完全是偶然和巧合。第一,由于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频繁,我国传播研究的视野及水平,早已今非昔比。第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意识到要着力于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还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近些年的学术讨论和发表的成果看,进展是明显的。第三,一批具有良好学术训练的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虽然不能说就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要出版这样一套文丛,显然是痴人说梦。当然,传播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也是推动文丛出版的一个机遇。因为这让全社会进一步深刻意识到传播对于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重大影响,传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彰显,同时中国传播实践的新变化及其新经验,也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无穷的活力,即此而言,“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 “能够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的设想,不是表示唯此独尊,而是表示不想流于一般。目今出书堪称平常,事实上每年所出之书不下成千上万,在如此花团锦簇、琳琅满目的图景中,若希望这套书能独树一帜引人注目,唯有依赖质量——“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所谓代表者,无需多言,依据的自是文丛编委会的标准,也不妨说,是复旦关于传播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解和眼光。在书后所附的征稿启事中,写有这样的十六个字:“理论意识,经验取向,全球视野,本土关怀”,实乃此种要求的概括性表达。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者要自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