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书信》 止 庵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周作人日记云：“借平伯处手札抄录数通。”四月四日云：“向启无借抄旧札。”四月九日云：“下午抄致启无札，共得廿五通耳。”四月十二日云：“遣人往借平伯所存手札三册。”四月十四日云：“抄致平伯札二十三通，全共七七通也。”四月十七日云：“上午寄信抄原稿一册并序文给小峰。”同年七月，《周作人书信》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除《序信》外，书共二十一篇，计选自《雨天的书》者六篇，《泽泻集》一篇，《谈龙集》一篇，《谈虎集》十一篇，新收入者仅二篇，即《古朴的名字》和《关于无理心中》，均写于一九二六年。信七十七篇，皆系首次发表，写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间。 集中“书”这一部分，可以视为一种文体意义上的选本。周氏写散文很喜欢采用书信体，甚至收信人出乎虚拟也无妨，如《养猪》之“持光”，《乌篷船》之“子荣”，原本都是自家的笔名。《序信》有云，“因为预定要发表的，那便同别的发表的文章一样，写时总要矜持一点，结果是不必说而照例该说的话自然逐渐出来，于是假话公话多说一分，即是私话真话少说一分，”又说，“我希望其中能够有三两篇稍微好一点，比较地少点客气，如《乌篷船》，那就很满足了。”他看出作文容易有这类毛病，于是着意加以避免，他的散文特色，也就显示出来。写文章好比谈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人们说不同的话。“客气”即“矜持”，“公话”即“假话”，总之徒做样子，虚张声势，没有一己的真意，只有公众语境才会产生这类“不必说而照例该说的话”。当谈话对象由陌生的公众转变为熟悉的个人，乃是朋友之间聊天，要说也就说“真话私话”了。文章出乎人情，就是这个意思。非独书信一体为然，周作人的文章都是这么写的。文章写出来之后，自然还是公之于众，但是其间这一区别，却是本质性的。说来不过是我与一二知己交谈，被他人偶尔听见了而已。这里有一点要补充的，即以个人为谈话对象，并不意味着与谈话对象之间不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