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药堂语录》 止 庵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整理《庸报》旧稿。”此即《药堂语录》，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天津庸报社出版。集中五十篇文章，大部分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个别篇目（《药酒》、《洪幼怀》、《张天翁》和《洞灵小志》）则前此一年问世，写作大约就在这时，抑或更早一些。在《庸报》连载时，曾用“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作为总的题目，《序》（该篇最初发表即名为“药草堂语录”）中所谓“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云云，即此之谓也。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氏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将近五年之后为《药味集》作序，也说：“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所说“笔记”均有特指，即《药堂语录》及《书房一角》，在周氏散文创作历程中，是为文体上一种新的变化。正如《书房一角原序》所说：“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笔记与此前的“文抄公”之作都是“披沙拣金”式的摘录，区别在于文章的切入点和感受范围，二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说的更简要”的确意味着一种新的切入方式，就对象而言，是只择取或优或劣的一点；就主体而言，也仅仅把握思想的某种闪现，或者说是记录彼此间一次碰撞，而舍弃了通常构成随笔主体的那个思想过程。虽然切入点和感受范围都小了，背后的意蕴仍相当广阔深厚。即便是《郢人》和《中秋的月亮》这样一时感兴之作，作者的感受也很敏锐丰富，更不要说以“疾虚妄”与“爱真实”为主旨的各篇了。笔记以关乎中国古籍（尤其是笔记作品）者为多，《药堂语录》几乎全数如此，所以虽然篇幅远逊《书房一角》，却显得更纯粹些。《书房一角原序》说：“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用在这里更为恰当。 《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在形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