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丽萨与泰勒， 一如既往感谢你们的爱、支持和幽默。 也献给我的老师与学生， 感谢你们给予我源源不断的灵感。 序言 大约20年前，本书以《中国的文化遗产：清代（1644—1912）》为题出版。此后，关于中国，尤其是关于清代的西文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原因之一自然是新资料的出现，包括海峡两岸中国学者的诸多研究。大量以往无法获得或未曾发现的汉、满、蒙及其他相关文字的档案文献面世，极大扩展了我们对于满人的多元文化世界的认知。同时，考古发掘也以相同的方式增强了我们对于满人如何建立并维护其广阔帝国的理解。 这些新的信息，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清代（从满族统治者宣称建立政权的1636年开始，这是在满人于1644年正式入主中原近十年之前，至末代皇帝退位的1912年为止）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了解，同时也使得我们对这些方面的发展更加钦佩。这些新的信息还促使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满族统治者及其与汉族臣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满族与其他内亚族群（包括蒙古人、藏人、中亚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之一，就是形成了新的研究趋势，它的学术取径基于的理念是“清朝”与“中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满人并没有将中原视作其帝国的“中心”（尽管1644年之后，清帝国的主要都城是北京），而只是其更加广阔的统治区域的一部分（尽管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而已，这一统治区域延伸至蒙古、西藏、东北、新疆等地区。 这一清史研究取径视野更加广阔，“中国中心”色彩更弱，促使学者对满人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成功在多大程度能够归功于接受汉族文化，即“汉化”的过程，进行根本性的重估。“汉化”这一概念受民族主义激发，曾长期主导中国的清史研究（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时至今日，西方大多数中国研究者以及部分中国学者都接受了新的基本框架。但是，对于程度问题仍有热烈的讨论：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满族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