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一个矿工诗人的下半场 卫诗婕 原文刊载于《智族GQ》二〇二〇年五月刊 两年前我就想写陈年喜。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题材，早在2015年，爆破工陈年喜就因为写作诗歌《炸裂志》受到媒体关注，已经有了许多报道。编辑问我为什么想做，我记得当时给的理由是，“在矿洞里写诗很浪漫”。 “浪漫”是个主观的词，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个概念，对我也是。那时我二十三岁，见过一些悲惨的人与事，只凭直觉，想象一个人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写作，有种残酷的、顽强的美。后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轻浮，那些被人称许的诗意背后，是沉重、极强的疼痛，血和泪刺激出来的灵感。 2019年的年尾，我如愿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陈年喜。他早已离开了矿山，远离了曾经滋养他写作的土壤，可他还在写，也因此痛苦。我记录下他的故事，有关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有关人的最大幸福与不幸。写完之后，我再次想起“浪漫”这个词，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它指向一种生的勇气。在极其平凡、遍布枷锁的日常里，偶尔闪现的各类灵光——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感受，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K508从遵义开往渭南，十五个小时车程，硬座售价一百七十元。在沿途的三线小城，工人们登上列车，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带的塑料桶上，铺一张报纸睡在地上。他们的嘴唇多是紫红色，手上有冻疮。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时是黑色——那种和泥土、水泥或是煤矿结合而成的黑色，窝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缝里。热水和肥皂对它们毫无办法，每个清晨，黑垢会从皮肤深处像结霜一样泛出来。 “我坐过飞机，也坐过高铁。”几天前，陈年喜在电话里说，前者和慢火车上的人群差别如此之大——人们的穿着、皮肤、面色都不一样，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陈年喜接受了一项颈椎修复手术，因为术后无法再承受劳力工作，他告别了矿山。我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他。 距离农历鼠年还有五天，我和陈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终点是他的陕西老家。 硬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