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对新闻传播学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变化有两个。一是研究者在社交媒体上接受各类信息的狂轰滥炸的同时，出于专业本能“调转枪口”，将这些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类新闻、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在危机时刻，新的媒体技术和公共危机如何影响信息环境、公众意见及文化。例如本书中陈力丹的论文通过自我民族志的方法，记录了疫情期间新闻界和学术界微信群中的各类信息及其争论，为进一步研究疫情期间知识精英的信息接触与反应留下了生动翔实的记录。同时这种研究思路及方法也为我们探讨类似的公共事件提供了新视角。刘鹏则将焦点从过去新闻研究关注的机构媒体的新闻生产，转移到了用户的新闻生产上，总结了疫情中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方式和类型。疫情期间的这些鲜活案例展现了新媒体技术对新闻场域规则的颠覆，也为媒体与平台管理者反思疫情期间新闻的治理的得失提供了新视角。 除了疫情期间的信息流动，病毒扩散本身也提供了一个观照传播观念及其理论预设的契机。用流行的说法，就是把病毒作为方法，探讨如何拓宽传播研究的视域。本书所选的单波的文章提出，我们在理解传播与交往时，应该将病毒等生物与无生命的物纳入普遍交往的范畴，拓宽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思考传播的生物多样性基础，进而深入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情境，建构人类回应万物并与万物共存的传播空间，从权力支配关系的传播力和对象化的传播术之中走出来，通过理解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理解万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及人与万物之间的互动，从而真正理解“万物皆媒”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关系。另一篇《病毒的传播学》则以病毒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区别为例，说明过去传播学所理解的传播不过是一般传播概念的一小部分，只覆盖了信息的传播，而没有包括病毒传播、实践与物的扩散、物流、交通、基础设施等现象中的物质传播。我们有必要恢复在信息论的影响下被遗忘的传播概念中“交通”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