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宋云彬先生日记，记录了“二十四史”点校初期的工作（1958年9月） 图片: 王仲闻先生《全宋词》审稿意见（蓝笔）及唐圭璋先生批复（红笔） 图片: 赵守俨先生《晋书》点校意见（1960年代） 图片: 王府井校史时期唐长孺先生与启功先生唱和诗（2020年6月中国嘉德“浮光掠影—启功先生旧藏师友书札”第二场） 图片: 周振甫先生《管锥编》审读意见及钱锺书先生批注（首页） 图片: 《新旧唐书合注》稿本卷一首页，瞿蜕园先生等注记 序 程毅中 徐俊同志自1983年入职中华书局以来，经历过许多职务，做过各种工作，阅历丰富。1991年为了纪念建局八十周年，他参与了《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一书的编选，曾仔细查阅了中华书局的旧档。出于对书法的爱好，他精心选录了许多珍贵的名人书信。他是个有心人，我相信这时他对中华书局的局史已有了大概的了解，对这些信的史料价值，比我们许多早入职的同仁了解得更多。例如他把向达先生的九封信全部收入了，二十年以后他又对这九封信作了考证和阐释，为向达先生的学术传记作了重要的补充。 2006年以来，徐俊同志担当了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的重任，由文学专业出身而已学有专长的老编辑转向了历史学科，在边干边学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对史部古籍整理有了新的认识，成为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新一代负责人。在修订工作开始时就组织人员仔细清理旧档，访问前辈，建立了深厚的文献意识。“文”是书写的记载，“献”的古训是贤人。如孔子所说的：杞、宋二国的文献不足，所以就不能征之为夏礼、殷礼的史源（见《论语·八佾》）。文献才是历史记载的根源。 前贤的记忆还是要靠文字记载才成为“文献”，如蔡美彪先生是从点校《资治通鉴》到启动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程唯一的、全面的历史见证人，真是古人所谓的“献”，要不是徐俊和他进行过多次访谈，就不会写成《平实而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