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北纬40度这个地理概念成为问题，进而成为我关注和写作的对象，并非灵光一现。相反，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阅读的过程。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中学时读司马迁描写的李牧：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 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史记》中的战国名将有两位武安君，分别是白起和李牧，都是会令少年时代的人们热血沸腾的人物，想象着这类勇迈绝伦的古典武士，就有恨不能追随麾下的冲动和求之而不可得的遗憾。李牧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被派驻到雁门代地的赵国名将，在司马迁笔下，李广抗击匈奴所产生的影响与李牧有相似之处，但成就不如李牧远甚。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与“匈奴”有关的故事。在后来的阅读中，故事的主人公相继变成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等等，但故事发生的地点场域，从来没有改变过——基本都在长城所在之北纬40度线上。长城作为中原定居民族的创造，确实当得起人类最伟大的建筑奇迹之一，尽管那可能是不得不然的苦涩的创造。因此我每每想到“哭倒长城”的民间故事，就非常讶异于一些国人这种情感立场的错位：一方面可以疯狂歌颂乃至虚构岳飞、杨家将的故事，另一方面却如此痛恨长城。 让我疑惑的是，从蒙古高原源源不断不屈不挠地向南突进的游牧民族，其动机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出于“贪婪”和“嗜杀”的本性么？就历史冲突而言，他们确实造成了各种灾难性的后果。但如果仅仅如此，他们又何必动辄掳掠成千上万的汉人带回去而不是直接杀掉？成吉思汗征讨花拉子模时，在玉龙杰赤遭遇顽强抵抗，城破之后蒙古人虽展开报复，仍甄选和保留下了各种专业技术人员。这中间，地缘政治、气候、生产生活资料需求等等文明因子，显然在发挥着看不见的影响。 “北纬40度”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这条地理带与万里长城生死相依成就了彼此。但事情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