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每个夏天我都是在路上度过。从浙江到上海，或是从山西到北京再到福建，或是从辽宁到山东，或是从甘肃到青海，又或是从吉林到黑龙江，或从广西到广东。很多人以为我疯了，因为我跟他们说我没有去看名胜古迹，我只是站在各地的街头看各式各样的脸孔，我把用长焦镜头偷拍的脸孔给他们看。他们说，没什么特别，照片里只不过是年老的和年少的区别，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漂亮的和不漂亮的区别。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从他们进入镜头的那一刹那，我猜想在那一刹那，他们或是想家里的事、或是想今天的天气、或是想工作中的事，或是想刚才差点绊倒他的石子、又或是想将要去办的事、将要见的人。我看到人们的快乐是短暂的，生活里他们更多的时候只是沉默，无奈的沉默，麻木的沉默。 在路上，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富有中国特色的名字。例如在浙江宁波，我在李新国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的爱人叫俞爱玲，他们夫妻俩教我如何包饺子、如何煮红烧肉。在甘肃，开出租车的田菊香带我到她妹妹田菊青的村庄拍摄葵花。在清真寺旁卖羊面饭的陈向东、李红艳夫妇。在哈尔滨的松花江畔，朱自贵拉着他九十多岁的母亲杜惠萍散步。还是在松花江畔，穿着红色拖鞋的四十岁的翟永红勾引我，叫我去嫖她，她咯咯地笑话我，兄弟，你怎么这么墨迹？在上海去普陀的船上，去寺庙还愿的李建刚睡在我的下铺，他的胸口有一道很长的刀疤。在敦煌回嘉峪关的火车上，与艾甜甜、李劲松，向国梁打扑克。在兰州的酒吧，醉熏熏的吕丽英抱着我，啃了我一脸的口水，嘱咐我某一天去了香港，一定要去找她。这一个个境遇迥异的人，他们的名字对幸福生活都充满炽热的渴望。 那些年在路上，重复出现在我眼帘的是光明这两个字。在北京我看到光明浴室，在大同我看到写着光明商店的小商店，写着光明煤场的围墙。在哈尔滨我看到光明馒头店、光明盲人按摩。使我想起我在那度过几年光阴的古梅路，古梅路的电影院叫光明电影院，光明电影院旁边有一间理发店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