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海上

于一爽
推荐序 我认识的于一爽一直留着短发,特别短的那种,北京人管这种发型叫假小子头。她的小脸庞、额头和两只耳朵都自然地袒露着,围绕脸部的头发短到只是给这张人见人爱的脸修个边儿,突出一下脸上的灵气。至于人见人爱,是因为她的五官长得甜美而乖,笑起来满脸善意。这是真相,也是假象。她是善良的,但跟乖相去十万八千里。虽然她从不高声大叫,甚至有些腼腆,但说几个脏字,喝几瓶烈酒,是非不可的事。喝多了不舒服就吐掉。她也总让她小说里的人物呕吐。 她的这个发型,有不少欧洲女性也留。但我认识的留这种发型的欧洲女人,均五十岁开外,且都跟男人有过过节儿,最晚在人生的下半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 我没有跟于一爽聊过女权主义这个话题,但我敢肯定她不是。 一来,她太喜欢男人,跟男人的过节儿攒多了,就写进小说里去,用文学的灶台做成菜,然后把这些菜吃掉,她就能重新完好如初,或者比较完好如初。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负责救她,尽管她宣布她不对文学负责。 二来,她是一个远离任何确定性的人,不管什么主义,都是确定到硬的东西,坚硬也好、僵硬也好、生硬也好。于一爽和她写的小说,两者都拒绝跟任何确定性沾边。一个没有确定性的世界是复杂的、飘忽的、微妙的,甚至让人激动也让人难受的。于一爽想得支离写得破碎,反而有了某种力量,符合她本人的品位,即“别把文化做成甜品”。 在她思想和情感还很稚嫩的某一天,她误入一场又一场的饭局,从此成为那里的常客。所谓的饭局,特指一圈文化人,他们在伟大理想的感召下长大,曾为人杰,或曾下过决心要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终生。于一爽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只剩下饱满的自怜自恋和大小不一的酒量。他们用他们醇厚的颓调,顺手成就了一个独特的女作家。于一爽这个生于1984年的水瓶座女孩,天性敏感,非主流,在亲力亲为走进现实之前,就透过各位的酒杯,提前看懂了诸多行为的无意义及人的终极懦弱,让更多的东西模糊成了一团。她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