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
杨照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穆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戴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地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功夫。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达成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了《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还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那个时代学者的真正风范,还牵涉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氛围。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个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的,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