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双亲，他们甚少告诉我何事该做，但却寓教于行；并献给本杰明，我从他那里获得的惠助远过于他所知。 译者序 本书系由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199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获费正清史学研究奖。作为译者，本人现对该书作一简介。 一 作者把大运河与黄河交汇附近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的部分地区作为解剖对象（书中称之为“黄运”），运用中美多家档案馆、图书馆的许多第一手资料，探索了自晚清以来国家政策的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及其给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课和来自底层的反抗，进而对中国现代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评价。这是运用“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和“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来分析中国国家服务等问题的典范之作。 如同嗣后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对19世纪以前欧洲中心论的反驳一样，彭慕兰在本书中对那些似已视为“真理”的质疑和颠覆往往令人震撼。 多年来，重商主义思想似乎主导着中国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与学术评价。凡是与外国产业具有竞争性、能够抑制外国资本的扩张、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产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机器工业），均被视为“新式”“进步”或“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国家或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标志；从事这些行业的群体，也被视为新兴阶级或阶层。而经营传统产业的群体（如土地所有者、钱庄主、典当主等），则被视为“封建”“落后”的阶级或阶层。只要“新式”产业得到发展，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包括环境破坏、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社会福利的下降、基层礼义道德的覆灭等等）也似乎在所不惜。实际上，这种政策和观念不免偏颇，并具有相当的危害性。直到近来我们才明白：新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