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南朝宋人虞通之在其所著的《妒记》中讲过一则有趣的故事：东晋谢安的妻子刘夫人生性嫉妒，不许谢安纳妾。谢安的子侄都很替他不平，有一天相约来劝刘夫人。怎么劝呢？他们在刘夫人面前大谈《诗经·螽斯》。《螽斯》不是通过昆虫螽斯的擅长生育来赞美文王的妻子不嫉妒，所以文王才能子孙成行吗？刘夫人听来听去，明白孩子们的意思了，就问：“这首诗是谁写的呀？”孩子们回答：“周公写的。”刘夫人笑着说：“周公是个男人，自然这么说，如果让周姥写，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其实，就唐朝，乃至从古到今的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讲经修史的人，不都是“周公”而非“周姥”吗？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在史册中看到魏元忠激烈地反对安乐公主当皇太女时，会视他为忠臣烈士；而看到祝钦明主张让韦皇后充当祭天亚献时，则斥之为奸佞小人。甚至，这个拥有皇太女和亚献皇后的时代，也被我们称为乱世，打入另册。 然而，所谓乱世，不正是异端思想的发源处吗？在武则天成功打破女子不得称帝的规则后，更多的女性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可以拥有公权力。唐中宗一朝，垂帘听政的韦皇后上表，请求所有不是因为丈夫或儿子的功劳而获得封爵的妇女，都可以把封爵传给子孙；与此同时，姝秀辨敏的安乐公主则要求唐中宗立自己为皇太女！也许，无论是韦皇后还是安乐公主，都只是想循着武则天的足迹成为女皇，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些颠倒乾坤的要求。韦皇后的请求意味着，女性可以传授政治权力；而安乐公主的要求则意味着，女性也可以继承政治权力！这样的要求，其实是想把武则天的超常发挥常规化；这样的想法，也不啻是中古中国的男女平权宣言。 如果女皇成为可能，那么，女性入朝为官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聪明如上官婉儿，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中唐诗人吕温写过一首《上官昭容书楼歌》，诗的起首便是：“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婉儿号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