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位作家，在活了整整七十年之后，即使再笨，也已经明白了某些事情。首先是自己的局限。他比较有把握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为和——无疑更为重要——什么事情不可为。这一事实，也许令人扫兴，既适用于一代人，也适用于一个人。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不出来品达体颂歌、广引博征的历史小说或者诗体辩护词；我认为，也许近于天真，我们还没有完全开发变幻万千的十四行体和赫赫有名的惠特曼自由体诗的无限表现力。我还认为，抽象美学是一种虚幻的梦想、漫长的晚间聚会的愉快话题或者激励和困扰的源泉。如果抽象美学是单一的，艺术也就是单一的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才可以同时欣赏雨果和维吉尔、罗伯特·勃朗宁和斯温伯恩、斯堪的纳维亚和波斯的作家及诗人。撒克逊人的粗犷音乐和象征主义的缠绵曲调同样让我们心荡神怡。每一件事物，不管是多么短暂和轻微，都会给我们一种特别的美感。每一个词汇，尽管已经存在了多少个世纪，却仍然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和对未来产生影响。 至于我本人……我知道，这个于整个一九七六年的过程中在东兰辛的荒凉校园里和回到祖国之后偶然命笔杂凑起来的集子，就其价值而言，和以前出过的相比，不会有大的突破也不会更为逊色。这一大家都能接受的保守估计使我有了一种无需承担责任的轻松感。我有时候写得很随意，因为人们对我的看法不取决于我的诗文而是取决于对我所有的各种各样但却相当准确的印象。我会记下梦中听到的模糊话语并取名为《一个梦》。我会将一首关于斯宾诺莎的诗重写并且很可能改得很糟。最后，我会沉醉于先辈的信念和那另一个为自己的晚景增彩的发现：英格兰和冰岛的日耳曼渊源。 我没有枉生于一八九九年。我的习惯可以追溯到那个世纪乃至以前，而且我还力图不要忘记自己那遥远和已经变得模糊了的祖先。在序言里是可以讲真话的。我一向怯于讲话，但却喜欢倾听别人的言谈。我忘不了父亲、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阿方索·雷耶斯和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的真知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