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学的心理轨迹 太宰治的小说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1年。张嘉林先生翻译的《斜阳》出现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学热。尽管它似乎被淹没在了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川端康成文学的翻译热浪里，却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一股虽不张扬但持续涌动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痴迷得近于“狂热信徒”的读者群体。与川端文学和后来的大江文学不同，太宰文学不是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个体和隐秘的，甚至是“同谋犯”的方式闯入读者心中某一片或许是被刻意掩饰的角隅，搅动了读者内心深处最柔弱而又最执拗的乡愁。 太宰文学被誉为永恒的“青春文学”，被年轻的少年们（包括另一种心理状态上的少年们）视为神明一般的尊奉，其中漂漾着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绝不妥协的纯粹性堪称世界上青春文学的最好范本。与此同时，太宰文学又被誉为“弱者的文学”，正如他在《蓄犬谈》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本来就应该是弱者的伙伴——弱者的朋友。对艺术家来说，这就是出发点，就是最高的目的。”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为一种出发点，甚至是一种武器，以退为进地向所谓的“强者”、向伪善的人生和社会公开宣战，从而彰显出一种别样的强大、别样的高贵和骄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拥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题材。他出身豪门，一生立志文学，师从井伏鳟二等小说名家；大学时代曾积极投身左翼运动，却中途脱逃；生活放荡不羁，却热心于阅读《圣经》；五度自杀，四度殉情未遂，39岁时与最后一位情人投水自尽。以至于他说“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人间失格》），“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二十世纪旗手》），但与此同时，“上帝选民的不安与恍惚俱存于吾身”（《叶》）。而这些格言式的短句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学的最好注脚，也从某个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轨迹。 “多余人意识” 太宰治，原名津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