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治学经历（代自序） 顾诚 1957年9月，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比较努力，从图书馆借阅的书籍既杂且多，就是不爱记笔记，考试时两门主课往往得3分，还挨过批评。自己心里不服，下个学期硬背一通，考了两个5分。我并不觉得高兴，只是证明要拿个5分不难，真正多读点书才有点实际知识。1958年起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劳动多，政治活动多，上课徒具形式。1959年暑假，我们班为了勤工俭学，承担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清代乾隆朝一部分档案的任务，地点就在我校工会俱乐部，档案用汽车拉来，由档案部的黄先生指导我们进行分类，然后按时间顺序包裹。我们整理的是乾隆后期的档案，其中有大量乾嘉白莲教起义的材料和四川、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地区的苗民起义的材料。大约一个多月基本完成了这项工作，同学们又去“密云钢铁公社”劳动，我刚到工地才住一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回校进行科研，在国庆以前完成，向党献礼。我赶回学校，心想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一个项目，比较可行的是向明清档案部借阅全部苗民起义的档案，再参考《苗防备览》和相关的地方志，夜以继日地全力以赴，力争按期完成；当时还有患肺结核已愈正疗养的两位同学王君、张光华帮着誊清。那时年轻力壮，干劲十足，脑筋也好使，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一本七万字的《乾嘉年间苗民起义史稿》，如期在“十一”前夕把誊清稿交到系里献礼。国庆成果展览之后，这部稿子就无影无踪了。当时“政治觉悟”高，没有什么“私心杂念”，连改写得很乱的草稿在任务完成后也当成废纸扔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著书立说”的经过。多年以后每想起来总觉得是件憾事，史稿内引用了大量当时无人阅过的第一手材料——原始档案，参考的书虽然不多，毕竟经过自己的一番排比研究，文字表达也颇费功夫，即便不能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留着做个纪念和参考也是好的。 1960年中央组织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从各高等学校抽调教师和高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