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中国”丛书总序 “亚洲人会思考问题吗？”20世纪末，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提出了这个问题，试图反驳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他写作的年代正是历史发展晦暗不明的时段。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发展成就，日本经济发展甚至直逼美国，创造了“亚洲奇迹”，而中国改革开放也开始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亚洲价值”这个概念一度引发相当大的关注和讨论。但另一方面，这个时代恰恰也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冷战全面胜利、美国以全球“新罗马帝国”的姿态推动“历史终结”的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凯硕论述的重要性可能不在于对“亚洲价值”或“亚洲奇迹”的辩护，也不在于关于西方文明具有“致命缺陷”的论述以及对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预言，而在于对整个亚洲思想界发出的挑战：“亚洲人会思考问题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直接挑战了围绕“亚洲奇迹”“亚洲价值”所展开的讨论。无论是关于“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还是关于延续至今的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乃至普通法法治的种种论述，这些论述表面上看起来是挑战西方的普世主义，但可能恰恰是亚洲人不会思考的证明，因为这些论述始终在西方人的问题框架中思考问题，从而使亚洲思想与实践沦为一个普遍主义视角下的“地方性”行为。从更长的历史脉络来看，近代日本“脱亚入欧”以降，亚洲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人思考的问题作为普遍的问题来思考，从而弱化了在普遍性层面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 思想从来不是空洞的。普遍性思考需要来源于普遍性实践所产生的动力。没有普遍性的政治实践就很难催生普遍性思考，而唯有具备完整的政治主体性才能推动政治行动的普遍性。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日本率先通过“脱亚入欧”完成现代化转型，脱离东亚秩序而加入欧洲列强打造的“维也纳体系”，作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参与到殖民奴役亚洲的历史进程中去。而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