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家叔公振逝世已二十年，他所著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出版也已二十八年了。回想在他生前，他曾经想用白话来改写《中国报学史》，同时并将他所发现的各种新的史料增补进去，使它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可惜这个愿望他始终未能实现。甚至在他临终的遗言中，他还曾这样告诉邹韬奋先生：“我的著作……《报学史》原想用白话改写，现在要请你叫宝权替我用白话完全写过……关于苏联的视察记，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宝权接下去……还有关于《世界报业考察记》，材料都已有，可惜还未写出来……现在只好随它去了。……”（见韬奋：《悼戈公振先生》）多少年来，我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来往于国内外各地，家叔公振生前所收集的书籍和材料又散置各处，再加以我的学识和能力都有限，以致未能完成他遗言中的愿望。当此三联书店决定把《中国报学史》重印出来，供研究新闻学的人作为史料参考之用，特在书前略志数句，以示纪念。 家叔公振自从在民初参加了《时报》的编辑工作之后，就决定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这是一条长远而又曲折的旅程，同时也是一条思想的探索和发展的道路。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他从《时报》出发，经过了《申报》，一直发展到筹划创办《生活日报》的阶段。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他除了从事报纸的编辑工作之外，还又专心于研究新闻学和新闻学史（他称之为报学和报学史），在这方面他留下了不少著作，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就是现在重印的这本《中国报学史》。 远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时，他就根据开乐凯（F.N.Clark, Jr.）所写的《新闻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编写过一本《新闻学撮要》。民国十四年，他在上海“国民大学”讲授新闻学，并于同年组织了“上海报学社”。就在这时候，他已开始从事编写《中国报学史》的工作。他在《中国报学史》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民国十四年夏，国民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