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三只眼”看古人生活 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事实上，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吸引力不仅仅在刚刚接触时就产生了，而且绵延了漫长时光，并且中国文化也在不同层次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 最晚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欧洲人已经开始广泛了解到辽阔、富庶的“契丹国”。随着1492年8月3日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在西班牙扬帆出海，海上航线开辟，为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提供了交通基础。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他在16世纪中叶抵达广东后在此病逝，未能来到中国内地。16世纪后期，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成功进入中国内地，积极采取适应中国文化的政策，甚至尝试将其教义和儒家思想糅合起来，这种“中国化”的尝试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尝试“中国化”的传教士和不认同这一做法的其他传教士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有趣的是，这一争论波及西方思想文化界，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在欧洲广泛传播，受到欧洲学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助推器，虽然这些思想家所描述的“中国思想”充满了想象色彩。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在其名著《中国之欧洲》中写道：“在1700年前后，不管是冉森派教徒，还是耶稣会士，不论是怀疑主义者，还是笛卡尔主义者，只要进行思想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想象中国，对中国作出思考。”一批在华的外国传教士或来华使节用图像描绘出他们眼中的中国并寄回欧洲，其中大量尚未被中国读者所熟知，这是本书中一部分彩绘图像的来源。 与此同时，18—19世纪广州的外销画开始风行。16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