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遭遇古代“国潮” 1700年1月7日，奥尔良公爵在巴黎凡尔赛宫策划了一场名为“中国之王”的盛大迎新舞会，路易十四坐着一乘中国的大轿出场。这是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的一个缩影。中国文化进入西方并在17—18世纪的欧洲形成“中国热”，既非中国有意的“文化输出”，也非欧洲自觉的“文化引进”，而是在国际交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图景。这种热潮包括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关注，也包括欧洲贵族阶层对“中国风”的热捧。 中国的思想文化成为当时西方学者的理论来源，尽管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思想”往往来自传教士的书信文字和旅行者的游记，充满着想象色彩。16世纪以后，尝试将天主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通过“中国化”的方式进行传教的传教士和不认同这一做法的其他传教士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他们的“笔战”中大量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影响波及欧洲思想学术界。而自从《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在欧洲流传以来，不少关于中国的图书在欧洲出现，例如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85年根据前辈使华报告、文件、信札、著述等整理而成的《中华大帝国史》、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o Mendes Pinto）1580年完稿、1616年出版的《远游记》（同时出版的还有葡萄牙旅行家的来华游记，整理为《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16世纪手稿》）、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15年根据利玛窦（Matteo Ricci）日记等资料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54年出版的《鞑靼战纪》和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等等，这些书中或多或少都有关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记载。这些记载都是文字，而更为直观生动的图像，代表性的则有根据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P.Michael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