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图片 诗从平易见艰辛——思忆静芝先生的国学教育 张大春 静芝先生，是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期的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我大学入学的第一天头一堂课，即是静芝先生亲自主持及讲述的系务与课程介绍。其中最重要的课题是：我们的学系不应如俗称之“辅大中文系”，而该正名为“辅大国文系”。“称中文系，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外国人的地位了。”他再三强调。这句话可以算是我的大学国文或者国学导读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主题旋律。四十多年后想来，静芝先生当时的谆谆切切，确有远见。 在《诗经通释》书前的自叙中，有这样一段话：“说《诗》之书，或过于繁富；或过于专精；或择句寻字，别作释言；或略抒己见，随笔议论。其中虽各有精到之处，而初学者徒见其浩繁分歧，无从寻绎。”这段话之中，有两个字非常重要，那就是“初学”。静芝先生讲学，始终强调要使初学者跬步积行，而不求深织偏执，独发奥义。这是静芝先生一切国学授述的基本精神。 对于初学者“必须”具备的古典知识究竟该如何设计？清末民初时代的学者们言人人殊，有以通达多识为急务者；有以明白晓畅为当先者；也有为速求国家之富强而力主移植西学为新页者，自然也有为避免文化之沦失而强调保守旧学为国本者。静芝先生的师承，便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脉。 这就要说到余嘉锡先生。余先生籍隶湖南常德，出生于河南商丘，光绪十年（1884年）生人。世传其十四岁作《孔子弟子年表》、十五岁注《吴越春秋》、十七岁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夜读之不厌”，且“时有所疑，常取旧书加以考证”。并因之而撰写《四库提要辨证》，这是一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著述工作，非但是目录学的巨作，更为自西方引进中国的近代高等学府——无论称之为“大学”或是“上庠”——点亮了国学教育的明灯。 余先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未几而科举废除。他在常德师范学堂任教，不多时，又逢辛亥革命，由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赏识，受聘为目录学讲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