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不一样的普拉东诺夫 自20世纪80年代“回归”以来，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似乎成为俄罗斯文学甚至世界文学机体上，始终难以愈合的一道“伤口”，人们无论怎样努力接近他，无论怀着多么饱满的热情拥抱他的作品，无论用多么惊异的感慨赞颂他的艺术成就，他似乎一直在孤独地渐行渐远。而对于日渐疏离现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份“渐行渐远”的陌生，恐怕迟早会变成某种记忆缺失的错过。 然而，于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之艰辛探索而言，甚至于今后无数世纪人类世界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而言，普拉东诺夫又是断然不可或缺的。他的经验和警示，“在解释我们昨天和今天遭受痛苦和灾难的根源和前景”（俄评论家韦林语）；他的洞察和预见证明“他是第一位真正理解一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未来的作家”（俄小说家比托夫语）；他的哲思和宏愿，“使用无声的语言表现了21世纪内任何哲学家都未能表现的最细微的范畴”（比托夫语），“为的是在大地上真正地实现人民的真理”（普拉东诺夫语）。凡此种种归于创作思想层面的特质，使得普拉东诺夫逐渐被视为“非凡的道德精神权威”，他所构筑艺术世界的审美向度，被注解为一种“反叛的艺术思维”。 再则，单从所建构的艺术世界的美学形式上看，普拉东诺夫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他“不是用笔，而是用我们所不理解的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书写，“开了‘非文学’的先例”（俄文艺学家米哈伊洛夫语），“为俄罗斯书面语言开辟了未曾动用过的可能性”（俄雕塑家苏奇科夫语），“新颖地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从总体上推翻了有关艺术性的传统概念”（韦林语），“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全然不同凡响的综合”（俄观察员斯捷潘尼扬语）。因此，普拉东诺夫的艺术范式，才会被推崇为一种“非凡的美学权威”，他的“反文学的语言风格”，才会暂时被指称为处于“异样的书写姿态”。 诚然，无论是“反叛的艺术思维”还是“异样的书写姿态”，不仅对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