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的李鸿章 雷 颐 1901年11月初，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全权代表与占领都城北京的“八国”谈判、签订完《辛丑条约》即遽尔长逝。两个月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写出《李鸿章传》，这是第一本李鸿章传记。此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诚如梁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所以，读解李鸿章，也就是读解那四十年的中国历史。 再深再远一点，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候，也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如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是中国被全球化狂潮巨浪席卷、国门大开、与世界历史深纠密缠联结一气的时代。 1895年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声望一落千丈，一度投闲散居。梁启超却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突然大放异彩的政治新星。由此，二人的政治生涯开始有所交集，直至李去世。 就在梁启超写此传大约两年前，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到慈禧严旨，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铲平。梁启超震怒之下，甚至一度想雇人暗杀李鸿章。梁在此传中承认，自己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作为“新史学”的开端人物，他强调“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写此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虽然李鸿章“负谤于中国甚矣”，他却不随流俗成见，而是实事求是，客观评价其功过是非，得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昔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结论与喟叹。他希望，若李鸿章地下有知，能“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梁启超此时流亡日本，正在紧张地进行保皇、立宪政治活动，为组织建设和理论建构日理万机，在李鸿章尸骨未寒之际却急急忙忙专门为其写传，确实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