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莉萨 前言　达尔文和我们 《物种起源》中几乎没有提到人类。但这本书显然威胁到了《圣经》对人类起源的解释，以及我们聊以自慰的信念——人类不仅仅是动物。放大这些问题可不会为查尔斯·达尔文带来什么好处。他只是在书的最后一章结尾简单地提出，进化科学将“照亮人类起源和历史的研究前景”。在同一段中他还大胆指出，“在遥远的未来”，心理学研究“将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1}\) 这个“未来”确实遥远。1960年，即《物种起源》问世101年后，历史学家约翰·C.格林（John C.Greene）指出：“（如果达尔文可以看到100年来科学界对）人性特征起源这一问题的探索，他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相比他自己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的思考，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至今几乎毫无进展。如果达尔文听到牛津大学人类学实验室J.S.韦纳（J.S.Weiner）研究员的描述，他一定会更加沮丧。韦纳认为‘这一领域充斥着各种困惑，对于人性问题我们还没有什么来自进化视角的洞见’……目前的流行观点认为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类是一种可以传播文化的动物，如果达尔文活在当下，他可能会察觉到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在逐渐回到进化论出现之前的时代，即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存在绝对差异。”\(^{2}\) 就在格林这段话发表几年后，一场革命开始了。1963—1974年间，四位生物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共同完善并拓展了自然选择理论。这些观点大大加深了进化生物学家对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行为的理解。 一开始，这些新观点与人类的关系还很模糊。生物学家们可以自信满满地讨论蚂蚁自我牺牲行为蕴含的数学法则或鸟类求偶活动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