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庶出的标志》是我在美国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是在我和美国互相适应的六年之后。小说的大部分是在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完成的，那是我生命中一段晴朗无云、神清气爽的时光。我的身体棒极了，每天香烟的消耗量达到四盒。我每晚至少睡四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便拿着铅笔在我住的那间昏暗的小寓舍里踱步。公寓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克力格区，我租的寓舍楼上是一位走步敦实的老太太，脚步踩得地板“咚咚”响，楼下则是一位听觉特别敏感的年轻女性。每天、星期天也不例外，我都会花上十个小时，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里研究蝴蝶的结构，那儿可是实验的天堂；但是一个星期中有三天，我在那儿只呆到中午，然后恋恋不舍地从显微镜和闪光的照相机前离开，前往韦尔斯利（坐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或者是地铁和火车），我在那里教女学生们俄语语法和文学。 小说在一个温暖的下着雨的晚上完成，与第十八章结尾的描述多少有点相同。一位好心的朋友，埃德蒙·威尔逊，读了打字稿，推荐给了艾伦·泰特，后者让霍尔特出版社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这部小说。我那时全身心地扑在别的事情上，但还是可以察觉到小说反响平平。我记得赞誉声只在两本周刊——《时代》和《纽约客》（可能是）上响起。 “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一词指的是从盾徽上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条纹（通常，但是不很准确，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这个题目的不足之处是，一本正经、喜欢“总体思想”或者“人文关怀”（这两个意思没有什么差别）的读者或许会被引导着这么去看待这部作品。 没有什么比讨论小说的“总体思想”更无聊的事了，不管是从作者还是读者的用意角度来看。这篇前言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庶出的标志》属于或者不属于“严肃的文学”（这不过是空洞的深沉和讨好的平庸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我对所谓的社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