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父母和兄弟 序言 这本书是在我饥饿的时候诞生的。我来解释一下吧。1996年春天，我的第二本书——一本小说——在加拿大问世了。那本书并不成功。书评家不是对它感到迷惑不解，就是用轻描淡写的赞扬让它显得一文不值。读者也对它置之不理。尽管我费劲地扮演小丑或高空秋千表演者的角色，却对媒体这个马戏团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书仍然卖不动。一本本书排列在书店的书架上，就像一个个孩子在排队等着打棒球或踢足球，而我那本书就像一个瘦长而笨拙、根本不适合做运动员的孩子，谁都不愿意让他加入自己的球队。它很快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失败的结局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我已经开始创作另一个故事了，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只是我感到焦躁不安。而且我只有很少的一点钱。 于是我飞到了孟买。这么做并不缺乏逻辑性，如果你能认识到三件事：在印度完成限期工作会让任何人都不再焦躁不安；在那里可以用很少的钱生活很长时间；以1939年的葡萄牙为背景的小说也许和1939年的葡萄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我到印度去过一次，在北方待了5个月。第一次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到这座次大陆的。实际上，我准备了一个词。当我对一位了解印度的朋友谈起我的旅行计划时，他随口说：“印度人说英语很滑稽。他们喜欢唬弄（bamboozle）之类的词。”当飞机开始在德里缓缓着陆时，我记起了这个词，于是这个词成了我在面对鲜艳的色彩、嘈杂的声响和各种仪式所营造的印度的疯狂之前所做的唯一准备。我有时会用这个词，而且，说实话，这个词很有用。我对火车站的职员说：“我没想到车票会这么贵。你不是想唬弄我吧，是不是？”他笑了，唱歌似的说：“不是的，先生！这儿没有唬弄人的事儿。我给你报的票价是对的。” 第二次去印度，我知道会遇上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要在一处山间驻地住下来写小说。我想象，宽大的阳台上放着一张桌子，我正坐在桌前，面前摊放着笔记，笔记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