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第一次股东会会议记录 图片: 北洋政府工商部对中华书局申请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文（《政府公报》总第416期，1913年6月30日） 图片: 监察徐可亭函件（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之“监督与约束机构——监察人”） 图片: 总办事处信笺（中文、英文） 图片: 总办事处下设部门（总务部） 图片: 总办事处下设部门（出版部） 图片: 总办事处下设部门（推广部） 图片: 编辑所下设部门（国文史地部） 图片: 编辑所下设部门（数理部） 图片: 编辑所下设部门（美术部） 图片: 印刷所下设部门（中文排版课） 图片: 印刷所下设部门（西文排版课） 图片: 印刷所下设部门（校对课） 图片: 印刷所下设部门（纸栈） 图片: 中华书局广州分局（《中国建筑》1936年总第24期） 图片: 调整分局待遇方式（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发行渠道管理”） 图片: 民事复审堂谕（见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危机管理”） 图片: 维华银团合同草案（局部，见本书第四章第五节之“民六危机”） 图片: 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Peter Hume参观中华书局图书馆，舒新城（居中者）接待（《中华教育界》1947年第5期） 序言 范军 如果说北大和清华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双子星，那么商务与中华无疑算得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双子星。也有专家将后二者比作并世而立、激烈竞争的出版业冠军和亚军。两家历史悠久、不断进取的老书局铸就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历史的丰碑，也形塑了出版文化的基本格局，其流风余韵影响至今。 关注企业制度对于现代出版业的重要意义，间接的因素是我本人的文化史学背景，直接的动因来自2003年开启的包括出版行业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那时候谈文化、论出版，“转企改制”（或“改企转制”）、“现代企业制度”等成为热词。这期间，正是我从出版社总编辑岗位转任社长不久（后来兼任董事长、企业法人代表），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