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底层的十亿人
[英] 保罗·科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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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辞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前言
1968年,我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记得那时我参加了一个名为“牛津革命社会主义学生会”(Oxfor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Students)的组织,这个名字现在看来很荒唐,但是在那时一切都十分单纯朴实。毕业的时候,我希望将所学的经济学知识用在非洲。那些新的非洲国家百废待兴,可几乎没有一个非洲人接受过我所经历的教育。当时,牛津大学的许多学生家里都与非洲有联系,因为他们的先辈曾是殖民地的管理者。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父亲是约克郡的一名屠夫。但是,某些家里有这类联系的同学肯定影响了我:我朋友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叫尼亚萨兰(Nyasaland)的小国的总督,因此我读了一些与它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