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将在第一章详述写一部中国传播思想史专著的意义。意义并非总是自明，而须在历史脉络上去蔽，在逻辑上垒筑，在价值上开显。历史提出问题，逻辑担保致知，价值则指向古今中西对照与对话。在学术实践中，此皆属谈且不易、行之更难之事。仅就对待古典文献而论，远之未免疏隔，近之则溺于其中；总揽或将流于空疏，执定一隅又常致片面深刻。有鉴于此，本书尝试呈现、解释和证成三个一体关联的问题： 一是构建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须辟出历史向度的研究和书写，统观传统与现代的传播问题，或传播视角下的传统与现代，以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传播的角色、作用与价值，获得整体性的历史理解。传播学借此可介入对重大、基本历史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历史的行动者是人，传播要关怀宏大历史场景下的个体存在与命运，亦应介入共同体价值的生成与升进。依此整体的历史眼光，传播学是行为科学，而首先是人学。 二是以逻辑视角察之，中国传播思想史的书写应觅得操舟得舵的方法，即确认思想史的基源问题。所谓基源问题，乃历代持存或反复涌现且延展至今的历史母题，可以之统领传统观念世界内部对话和古今对话。思想的源头不是概念，而是人——共在的交往者对所遭遇的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问题的反应。传播思想亦非始自文明童年期的某个概念，那些有关言说、交往的机会和困境，譬如自我心灵安顿、我他关系调适、共在世界与共同生活建设、人天沟通的可能性等，唤起了人对传播问题自觉、主动的省思。而在值得省思的诸多问题中，必有刊落枝叶而为根本者，亦即基源问题。马克思将此方法称为寻找“普照的光”，以之照亮历史研究之路。 三是中国传播史基源问题乃传播与秩序的互构关系，即传播何以成就秩序、秩序何以规约传播。此一问题关涉言说与行动、存在与价值、器物与意义、权力与话语、修己与安人、多元与一体、理性与共识等复杂的观念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传播与秩序之间紧密又紧张的动态关系，不仅是传统思想关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