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杰清华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聚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教学工作，著述颇丰，2003年曾执教于法国巴黎行政学院，主持过多项重要历史文化聚落的保护工程和科研项目。2009年获“第三届文化部创新奖”。 修订版序 转眼《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一书出版已三年多，其间很多对此书感兴趣的朋友常问我一个问题：书中有一些山川定位的案例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大，甚至跨越近两千公里的距离，而且案例出现的年代很早。古人是靠什么技术手段做到这一点的？其实在我写书的过程中，这一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当时由于研究还不够深入，我没能回答这一问题，这也成为该书初版的一个缺憾。 虽然裴秀的“制图六体”早在魏晋时就已出现，但采用这种方法测绘的大比例尺地图误差较大，且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似乎难以满足精度要求相对较高、范围大的空间定位的需求。不过理性告诉我，如果中国古代有那么多案例都涉及超大距离的空间定位，而且它们又多与一些重要的山川要素相关，这绝非偶然，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既然如此，中国古代就应该有相应可行的技术手段，以满足超大范围内空间定位的诉求。当时我从《易经》等典籍的字里行间隐约感觉到，古人以天体为参照物进行方位判断的可能性最大。 书初版后，我继续在《四库全书》和其他资料中寻找可能的线索。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现清代典籍有利用时差推算东西距离的记载。乾隆年间，清廷曾通过观测不同地方的中星偏度和去极高度，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范围的测量工作。这对我的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发，但答案并不因此而全然明了。清初西方的机械钟（即轮钟）已传入中国，人们可以凭借轮钟将京师的标准时间带到任何一个地方，从而很容易知道不同地方的时差，并以此推出任何两地的东西经度差；而任何一个地方的纬度则可以凭借观测北极高度角得到。另外，明末清初地球说已被朝廷所接受，人们已经知道，地球每一经度或纬度的距离约为二百里。这样，人们可以先测得两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