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一、清诗面临的写作困境 古典诗歌在盛唐达到艺术巅峰之后便面临着推陈出新的困难，从杜甫开始到白居易诗中愈益显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在不断开拓诗歌表现疆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诗歌写作带入一个琐屑平庸的境地。这种情形在宋代已引人注目，吉川幸次郎在《宋诗概说》中用“日常化”来命名它。到明清时代，内容的日常化和艺术的平庸化已成为不同于前代写作的最大特点。日常化意味着写作活动成了士大夫生活的重要内容，上至庙堂赓和、酬赠送迎，下至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包括顾曲观剧、赏玩骨董等的闲情雅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成为诗歌书写的内容，甚至作诗活动本身也成为诗歌的部分素材。这一现实最终孕育出一个非常极端的说法——以诗为性命，其表层意思是将写诗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深层意思则是视诗歌写作为生命意义的寄托。这种对写作日常化状态的体认，同时便意味着写作的一种困境：诗歌将如何抵抗日常经验的风蚀而保持其应有的新鲜感?尤其是到了康熙中叶清王朝坐稳江山，亡国之思、薙发之辱不再盘据个人情感的中心，王朝及文化认同完成之后，日常化的写作和日常生活的平庸性便成了扼杀诗歌新鲜生命的同谋。 与此同时，明代以后人口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在导致科举竞争更加激烈的同时，也在制造诗歌写作的冗余境况。科举大郡苏州，据文徵明说生员“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清初龚鼎孳《张寄亭云门稿序》说“今天下挟策游京师者以数十万计，然拔帜登金马之门，联镳问东华之路，斐然有作，为时称首，仍指不多屈”，清末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说“邑聚千数百童生而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可以估算的是，乾隆以后进士中式人数/总人口的比例，仅及宋代九分之一。于是，士人进身之途狭隘、大量冗余生员浮游于世，就成为清代醒目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