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鸿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中学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部传记。是年二十八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一八六〇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也称自己的这部著作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道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鸿章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