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今年8月的一天，谭徐锋先生问我能否编一本学术随笔集，我二话不说就应承下了。答应得如此痛快，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在正襟危坐做研究之余也常常杂七杂八、乱写一气。这些东西，不是学术论文，不是高头讲章，写时没有藏之名山之心，过后也无敝帚自珍之念，就是写写而已。如今，有人约我出书，也算让它们有了一个合适的去处。因此，我首先要感谢徐锋君识货，其次还要感谢随笔这种文体——假如它不能兼收并蓄，慈悲为怀，我这些吃百家饭、穿补丁衣、长得磕碜又不施粉黛的柴火妞儿们去哪里找婆家？ 现在婆家找到了，我便趁机说几句随笔。记得在《赵树理的幽灵》一书的后记中，我曾把我对随笔写法的关注和效仿上推到1988年。从此往后，我就时不时操练几下——或者在论文中融入随笔笔法，或者干脆把文章写成随笔，以使笔下文字不那么呆头呆脑。近几年来，我不但呼吁以“随笔体”“论笔体”行文，而且还提醒自己的学生如法炮制。我当然知道，在目前僵硬的学术体制下，如此做法既有一定难度，也存在着某种风险，但我还是仗着自己胆子大有前科，挽袖撸胳膊向前冲了。何以如此？这个集子中有几篇短文就在说这件事情。 写过几篇与刊物打交道的文章，这次也集中收录进来，以此见证我学术成长的一些片断。记得今年6月，张燕玲主编与我通话说事，她先是夸我《大块假我以文章》写得有趣，末了嗔怪道：你说还要写与《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的交往，怎么也没见你提一句《南方文坛》？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才意识到我与《南方文坛》的故事也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我至今未写，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还不够丰满，想让子弹飞一会儿，或许是我还没找到写作契机。 是的，我是准备写一写那些流年往事，打捞一些记忆，抒发一些感慨，“以便述往事，思来者，与往事干杯，为来者鼓劲”。这样，我那种灰头土脸的学术生活才有可能被赋形，及至稍稍有点人模狗样。我总觉得，我能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是与诸多刊物关爱、诸多老师栽培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