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古书，其中就包括我们的“万经之王”——《道德经》，分甲乙两个版本。结果经整理复原之后发现，该版本与当下流行的传世版本《道德经》，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大多只在只字片语之间，但意义却有千差万别之远。 比如传世版的“非常道”，帛书版为“非恒道”。此前常有注本把“非常道”理解为“非同一般的道”、“不同寻常的道”，而帛书版一出，这种解读便站不住脚了。“常”实为“恒常”之“常”，而非“寻常”之“常”。 再比如传世版的“执古之道”，帛书版为“执今之道”。很多学者认为《道德经》是复古之说，并且比儒家复周朝之礼更彻底，直接要复古到原始社会。这种荒谬言论的根源，在于此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评价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拘泥于“执古之道”，又该如何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更遑论无所不宜了。 同样的脚，踩出来的脚印却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因为踩到的地方不一样。拿踩在泥地里的脚印去驾驭沙地，这不是自取其辱么？所以才要“执今之道”来“御今之有”。时过境迁，则法术也要随之而变，用一成不变的古法治国，非道家之道。 又比如传世版的“大器晚成”，帛书版为“大器免成”。此前我们常用“大器晚成”来励志进取，而帛书版一出，才知完全错会了老子之意。通过切磋、琢磨而成器，越精细越晚成，可所成终也只是人为之器，人力有时穷。天成之器方为大器，而此等大器都不是人力能造就的。所以如何才能接受“天”的成就，如何才能承接“道”之伟力的塑造，道家总结出两个字：“自然”。 又比如传世版的“道隐无名”，帛书版为“道褒无名”。“道隐无名”，表示隐藏起来连名字都没有，与“道褒无名”刚好完全相反。“道褒无名”，对道最大的褒扬便是无名无誉，因为任何名誉都不足以加之。隐于无名为极隐，而褒于无名则为极显。 任何事物，称颂它的人多，便意味着得到它的人少，如果人人都能得到，也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