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2019年己亥冬到2020年庚子春，我对书法“美育”忽然有了极大的关注。过去在大学执教，对高等书法教育有着执着的投入，关注的是前所未有的时代新命题：“高等书法教育教学体系”和“书法学学科建设”。它们在整个书法领域中，属于上层建筑和顶层设计的内容。于是，《书法教育学》《书法美学》《大学书法专业教学法》《大学书法创作教程》《书法学概论》，以及有六百万字体量的《大学书法教材集成》十五种，《书法学》上下册一百二十万言，还有《大学书法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大学中国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大学篆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的书、画、印三位一体的配套，都代表了我当时对书法作为艺术（而不是写字），寻找与建立自身体格的“本体”立场所表现出的那种无可救药的痴迷。既然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三位尊师提携我，有机会到杭州入学，就读史无前例的“书法研究生”第一个班，而且有五位同学，我想这辈子是应该做出一些什么来，切不可辜负这百年不遇的人生际遇。 在中国美术学院的二十年执教生涯里，我主要致力于本科专业以上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到浙江大学执教的二十年，我致力于博士、硕士研究生教学，并开始将研究触角拓展开去，尽量面向社会，比如关于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先学后术”的办学理念问题，比如大学公共课、通识课审美教育的学科意识和体系架构问题；更有机会通过出席、参与、主持中国书法家协会各种展赛、研讨会评审的机缘，对社会上的书法实践形态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不但将个展取名为“意义追寻”“社会责任”，还启动了书法教师“蒲公英”公益培训项目，面向中小学“书法进课堂”而身体力行地推动之。 “蒲公英”项目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什么”。 教“写字”，练毛笔字，是最普遍、最常见的做法。既然是面向中小学生，有学文化的要求，练毛笔字当然是需要的。但过去已有的需要却不能代替今天和日后的需要。在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