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因为清末民初之际严复将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中国有重大的贡献，所以对严复历史角色的研究成为中外史学界关心的一个焦点。黄克武先生这一本杰作，让严复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课题，而黄先生没有分析严复所有的译作，所以《自由的所以然》不能算是一个定论，何况有些人认为历史学原来没有达到定论的可能。虽然如此，我相信黄先生的结论与他所用的方法学完全可以立足，他这本书让我们对于严复的贡献有一个新的了解。《自由的所以然》的出版是黄先生在他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以及其他很有价值的论文之后，再度攀上一个学术的高峰，我深信此书将会使他赢得学术界的声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已经有卓越的贡献，难怪黄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能创作出一个学术精品。 黄先生将他细致的研究与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联合在一起。他探讨为什么二十世纪中国危机不断，并无法建立一个现代性社会？亦即为何中国人无法建立一个能够将现代性的国家结构、经济现代化、资本主义，以及弥尔式的民主制度结合起来，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密切关系的社会？ 引起二十世纪中国危机的原因当然不限于思潮，可是思潮却很重要。林毓生教授所谓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是指中国知识分子很特殊的一种看法，即是以为历史的发展方向是被思想所决定的，很多外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比方说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即表示“除了历史唯物主义者之中那些最粗俗的人以外，没有一个学者会否认思潮在历史发展中的力量”。 按照黄先生以及不少其他学者们的观点，在思想方面造成二十世纪中国危机最重要的因素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革命性、激烈性、乌托邦思潮的兴起；亦即在历史的“神魔混杂”（牟宗三、唐君毅语）的过程中，他们不追求调适性的渐进改革，而企图拔本塞源地彻底转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