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从会谈室掉进田野地 成为人类学学徒之前 每当人们称呼或介绍我为心理咨询师时，我总会出现几秒钟的停顿。对于这个十多年来一直联结到自己身份的字眼，我始终感到陌生。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也许这样的心态称不上专业。在台湾心理咨询师的相关法律尚未通过，还没有所谓的执照之前，我这种老派的人进入这样一份工作的起心动念，很大一部分是想将长长的工作时间投注于某些个人。在一个特意建构的小房间里，专注于眼前的人，期盼通过这样的空间与关系，能牵起眼前那人的手，与他或她从受苦的某处，走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的工作情境想象，并非出于幻想自己有什么魔方异法，而是暗忖着如果自己早先的人生，也曾有人愿意如此诚挚且专注地对待，或许吃的苦就不至于太多。 随着时间的累积，加上某种类似“拒绝了就等于弃他人不顾”的固执想法，长年下来，我的工作量一直是负荷过重的，会谈时间几乎填满每个白昼的每个小时。尤其是这十年来，除了会谈，负责训练和讲课的时间也愈来愈多。我总是在下班后，清楚接收到身体因长期过度疲劳所发出的信号。 但那段时期，在所有的工作时间里，我总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那股活力并非源于自我压抑或硬撑，也不是来自强力的自我激励或催眠，而是与前面提到的“老派”有关——我总是实心地认为，每当完成一场训练课程，或在会谈室里道别了一个人，世界上的苦难就应该能减少一点点。 掉进陌生之所 为了能挤出更多的工作时间，我精算每一天的行程，每年的日程表上满是自己亲手画下的日夜工时。以小时为单位，细细画出的每日上午、下午及夜间，注明不同的地点、议题与工作对象。伙伴帮我预备的便当，经常是在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时，等红绿灯的空当中胡乱下肚。 然而，这样过了好几年，需要打开的会谈室之门，并未因我的极度勤奋工作而有所减少。世间的苦难看来丝毫没有退去，会谈室的门反倒更频繁地开开关关。更多的时候，我必须走出会谈室，跋涉到六七十公里外，甚至是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