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八十五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但是用文字表达彼此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两心相印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二人都是平凡的人，没有从事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话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有什么可说的呢？要说，只有说我们是怎样平凡的。 此外，还有两种情况对我很不利。一是我在1938年秋患过一次十天不省人事的重病，病愈后记忆力锐减，不仅有些往事想不起来，就是最近的事也常常忘却；二是我们二人的通信和亲友们的信件，我们保存多年，不幸这些最可靠而又可贵的资料，在十年浩劫中为了避免所谓革命群众的吹毛求疵、鸡蛋里找骨头，从而再增添什么麻烦，都忍痛销毁了。虽然如此，方才提到的那种“荣幸感”还促使我在可能的条件下写“我与冯至”这篇东西。在必要时，我就请冯至帮助我回忆，并参考他发表的一些诗文以及他残缺不全的日记。 我们是怎样认识的 遇见的那两个青年原来是一个人 从1926年春到1931年暑假，我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我在学校里既循规蹈矩，又有些调皮捣乱。循规蹈矩是专心听课，认真考试。我专心听课，教师的一言一语，我都不放过，在课堂上从来不开小差。但也正因如此，有个别教师不负责任，上课敷敷衍衍，或自命不凡，轻视女学生，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常常在班里带头挑剔他们的毛病，在他们讲课的内容上提问，问得他们无法回答，致使他们无法教下去。这样，我就成了一个调皮的学生。在赶走的教师中，的确有的是不称职的，但也有人学有专长，只是由于一时疏忽，被我们气走了。对于这样的教师，后来我内心里不知向他们道过多少次歉。被赶走的教师，多半是兼课的。 1927年暑假后我预科毕业，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