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　谢 写作该书的念头萌发于1998年夏威夷大学举办的东西方会议。会议就儒学能否通过自我调节而非引进西方道德理论来直面性别不平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当时作为一名研究生的我急切渴望对儒学是否是彻底的性别歧视主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Mary Tiles、James Tiles、Roger Ames、Vrinda Dalmiya以及Ming⁃Bao Yue等多位学者的帮助下，该书最终得以于2002年在夏威夷大学完稿。该书的写作也得到了玛丽华盛顿大学诸位朋友、同事的鼓励和指正，尤其包括Craig Vasey、David Ambuel、Joseph Romero、Mehad Aminrazavihe和Cindy Toomey。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的王蓉蓉也对该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最后，我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读者，他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促成了该书的最终成型。同时，也要感谢我的丈夫Corey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当然，书中的所有错误和不足都将归咎于我自己。 该书第四章节中的相关内容最初曾以《内外、礼仪和性别区分》之名发表于《亚洲哲学》2004年3月第41—58页。 第一章　导　言 在20世纪早期，探讨性别压迫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清代晚期参与维新运动和民国早期参与五四运动的士人充分利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卑下地位和无以名状的痛苦作为新兴民族主义演说的一部分。这也是在新兴崛起的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目睹中国无数次失败与耻辱的新一代人亟需探讨的问题。缺乏文化的中国农村女性普遍地受到父权制大家族的压迫，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儒家封建伦理的支持，从而使其成为旧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标志。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替代无力抵御西方入侵的旧价值体系。尽管拿什么来代替旧价值体系在当时尚不明确，但什么应该被丢弃却是十分肯定的。在民国早期的民族主义探讨中，反孔的呼声很高。在政治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