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纵观几千年世界诸文明，从未有过似中华文明这般具有稳定性的，也罕有似中国人这般爱好稳定生活的。只要稳定，生活总是可以被解释得非常美满。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滚滚而来的世界大势砸碎了绵延已久的安稳，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拽进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 何谓变局？历史教科书上是这样解释的：西方携坚船利炮入侵，封建王朝摇摇欲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各种思潮涌入，中体西用、君主立宪、无政府主义、民主共和的主张交锋激荡。 诚然，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家民族之大变局。但是，若我们将视角聚焦个体——大变局之中的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我们会更加震撼于一段段鲜活的人生在变局之中是如何被拉扯的。 “勤奋读书，科考入仕”，“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这是在天下士子的人生观中沉淀了近千年的价值追求。当科举被废除的那一刻，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或抗议，或沉沦，甚或了结自己的生命，但这阻挡不了变局的步伐。他们当时面临的是对人生观何等的考验。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是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中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伦理秩序。当孩子接受新思想、敢于追求自由恋爱，女人高喊男女平等、敢于走出家庭的那一刻，的确可被今天的我们称作社会的进步，但当时身处变局中的反抗者的处境是何等艰难，被反抗者又是何等迷惘。 “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这是上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商人的理解，也是传统社会结构为了压制商人的发展所做的社会安排。当西方的商业资本家气势汹汹地在中国收割利益，中国商人喊出发展民族工商业、“实业救国”口号的那一刻，开路者是何等小心翼翼，传统秩序的卫道者又是何等不知所措。 站在变局发端的林则徐，从状元郎到实业家的张謇，从家庭妇女到革命家的秋瑾，从立宪专家到共产党员的杨度，从精通西学到捍卫传统的辜鸿铭，从书斋走向旷野的建筑师林徽因，无不在变局之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