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 Recht 黑格尔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中讲道，中国人有撒谎倾向。他指责他们是“极大的不道德”（große Immora lität），认为他们没有荣誉心。“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令黑格尔感到惊奇的是，即使欺诈行为曝了光，也没人对其加以指责。黑格尔接着写道：中国人做事“诡谲、巧妙”，“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显然，黑格尔并没有为中国人的“道德放任”找到合理的解释，因而将其归咎于佛教。佛教“把最高的和绝对的——上帝——认为是虚无”，并“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作是最完美的成就”。因此黑格尔认为，在佛教“空”的消极性中有着虚无主义的那种虚无。他认为，这应该对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负责。黑格尔显然认为，虚无主义的那种虚无不能兼容约束力、终极和永恒，它与代表真理和真实性的上帝是对立的。 中国佛教中的“空”实际上指的是“去—创造”（Ent Schöpfung；意为“去除—创造”）和“非—实体”（Ab-Wesen；或译“不—在场”）的消极性。这种消极性是“存在”的去实体化（ent-substantialisiert），使其变得虚无。所谓“实体”（Wesen/ousia）是持存的，它是经历了所有的变化和转折之后仍然保持不变的根基。西方世界相信不变和持存是实体性的，这一信念也就决定了西方对道德的主体性，以及对规范的客观性的认知。与之不同，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解构的，因为它与存在和本质从根本上决裂开来。“道”（字面意思：道路）本身即是存在和本质的对立面。道是顺应变化的，而本质却是抗拒变化的。在无始也无终的过程中，或者说在道路上，“去—创造”和“非—实体”中的消极性使得存在变“空”。 如此不断变化的过程，也决定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在他们看来，变化不以事件的形式发生，它不是爆发性的，而是暗含其中、不被察觉、连续不断的。那种发生于某个绝对时间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