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2010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年土耳其100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一 “阿拉伯之春”声势最大，变化最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 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 2011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至17位之间，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 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