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近日来，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内外挑战。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是外来的压力和挑战，而如何面对国内的稳增长与去杠杆两难，应对债务违约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以及预期严重不确定下的信心问题，都不容小觑。能否认清国际形势之变化，是否选对了贸易战之对策，更要立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原则，落实现代化国家治理。本辑《比较》围绕新国际形势下的中国改革这一主题，将国内外学者的见解提供给读者。 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看似毫无征兆，但其反冲已出现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罗德里克的文章试图剖析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他指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表明，贸易开放会对收入分配带来剧烈影响，总会造成受损者，经济学家对此心知肚明，却没有对公众强调。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它们对美国特定社区的劳动力市场确实有极大的影响，会严重抵消贸易收益。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尤其突出。对受害群体实施补偿则会遇到经济成本与政治可信度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劳动力市场动荡还来自需求冲击、技术进步以及正常竞争等影响因素，然而国际贸易在政治上尤其敏感，除了外国人容易当替罪羊外，还因为它有时涉及“禁忌交易”，会触发公众的不公平感，引起普遍反对。全球化加深了各国内部相互交织的多重社会裂痕，给民粹主义提供了沃土。如果冲击主要是移民和难民问题，煽动族群和文化裂痕的右翼民粹主义将占主导。如果冲击主要是贸易、金融与外国投资，则更多表现为强调收入或阶层差异的左翼民粹主义。美国在两种类型的冲击下，同时兴起了以桑德斯与特朗普为代表的两种类型的民粹主义。新的形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实，对“二战”后确立的全球经济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特别是实现三个方面的再平衡：从资本和企业到劳工和社会，从全球治理到国家治理，从总体经济增益小的领域到总体经济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