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每一个人文专业的学生，在大学入学时，想必都会被“必读书目”震撼。 长长的一串人名和书名，似乎意味着从最底层拾级而上的阶梯，从入门到精通的甬道。 在我自己的专业里，像老佛爷一样供奉起来的书目，包括哈罗德·布鲁姆的 《西方正典》、艾布拉姆斯的 《镜与灯》、F.R.利维斯的 《伟大的传统》、埃里希·奥尔巴赫的 《摹仿论》等等——总之，是那些你一辈子不读也要知道很厉害的书，也是那些你读不出什么也不敢吭声的书。它们会不时地出现在老师引经据典的嘴巴里，或者是学术论文漂亮的论证中。 可是，对于自己的学生，我没法开书单。 书单应该是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一个人从小到大读了什么书，为什么读，何以选择了这本而不是那本，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后会凝聚在一个人最后开具的书单里。它就像一个结晶体，把人一生精神成长的漫漫过程展现了出来。所以，我开的书单无法适用于任何其他人，因为，大家成长所走的路是不同的。何况，阅读更像是一个不断迂回和逡巡的过程。在来回的重读中，困惑生生灭灭，顿悟来了又走，由此，知识的晶体才能逐渐从团块的混沌中析出清晰的轮廓。它不可能比照着既定的图纸，一刀一刀斧凿出来。 哈罗德·布鲁姆当然好，F.R.利维斯也不错，埃里希·奥尔巴赫更不用说了，这可是在二战流亡期间仅凭记忆就写出了皇皇 《摹仿论》的伟大批评家。可是，在不对的时间读他们，就不好。 一般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设置在大二，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的一年时间里，学生才会系统地从古希腊经典开始阅读，穿越二十个世纪，一直读到现代的著作。如果足够勤奋，一年内大概可以读二十来本西方经典作品。也是从大二开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课程开始了，在同学们连最基础的作品都没读的前提下，他们就得应付各路批评名家相当晦涩的论述。此时，自己肚里可能只有一分存货，竟然得接名家们万万千千招。 这就导致一个情况：当老师要求读 《摹仿论》时，同学连 《摹仿论》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