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系缘起 余 欣 在学术出版过度繁荣的当下，各种“大典”、“巨制”俯拾皆是，“标志性成果”风起云涌，我们推出这套丛刊，究竟意义何在？我不断扪心自问。 我总想起，当初激励我投身“不古不今之学”的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幾的一段话。子玄撰成《史通》后，惧其不传于世，喟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是知古人不轻言著述，凡有所作，必殚精竭虑，巧构精思，冀藏之名山，垂为后世之轨则。非我辈后生，斐然狂狷，读书未遍，率尔操觚可比。 我又记起，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之时，高田时雄教授跟我讲过一则轶事：第一任所长狩野直喜先生认为，初学者理当埋头读书，而不应急于发表成果。因此，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新进研究者三年内不许写论文。我深深地为这个故事所蕴含的学问之真精神所感动。在量化原则下，今之学者沦为计件民工，每日为炮制“速朽之作”，完成指标而苦斗。若有人天真地提起“千秋事业”之说，恐怕会沦为同行笑柄。然而，我们真的要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吗？我常常寻思，一个真正的学者，起点和终极到底在何方？也许有人会讲，既是“无涯之旅”，则无所谓起止。那么，立场呢？学者治学的基本立场在哪里？古人曰“文章千古事”，今人云“在学术上应该发扬比慢的精神”，我们是否仍可作为信念而坚守？在“美丽人生”与“追求学术之彻底性”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抉择？ 这些纠结，想必也是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学侣们的忧思。于是我们向往建立一个乌托邦，期盼在这个“艰难时世”努力生存的同时，有一泓荒漠甘泉，可以给我们枯槁的心灵带来慰藉；有一方文明的沃土，可以让思想的苇草惬意地生长；有一片无垠的天地，可以让我们信马由缰。由此，有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的成立。 所谓的研究班，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