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常说“文如其人”，读别人的文章，只要仔细观察其遣词造句，品味其微言大义，就大致可以想见作者的为人和境界了。与此类似，有人说“一个人的学术其实就是这个人的传记”。言下之意，一个人做什么样的学问、怎样做学问，都与这个人的经历和个性有密切的关联。读者阅读一个人的学术著作，从中即可大致勾勒出作者的人生轨迹，并看出他／她的心性和性格特征。借编集《大元史与新清史》这本小书的机会，我对收录在书中的这几篇文章的写作经历和内容略作回顾，深感“文如其人”和“一个人的学术其实就是这个人的传记”的说法是很有些道理的。 本书最后一章《我看“新清史”的热闹和门道——略议“新清史”语境中的中国、内亚、菩萨皇帝和满文文献》，lastbut not the least，无疑是这本小书中的一篇大文章，我之所以要编集这本小书一大半即缘起于它。蒙《上海书评》主事诸友之隆情厚谊，这篇长文曾以《沈卫荣看“新清史”的热闹和门道》为题，分成五期在“澎湃网”上连载，一时似乎相当火热，为我收获了大量读者。它肯定是我迄今所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中阅读量最大、传播最广的一篇文章。后来不断有一些不熟悉我的读者误以为我是一位专业研究清史的学者，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我取得联系，要和我讨论与满族和清史相关的种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问题，常令我措手不及，难以招架。随后，几次有出版界的友人提议要把它出成一个单行的小册子，他们对拙文的谬爱令我感动，可我觉得它还是太单薄了，实在不足以成书，所以后来便起意编集了这本《大元史与新清史》。 我从来就不是一位清史学者，过去不是，现在依然不是。如果要给自己从事的学术活动做一个硬性的身份定位的话，那么我只敢说我是一名研究藏学的学者，特别是研究藏传佛教历史的学者。除此之外，我或还可以斗胆声称自己也是一名“文本语文学家”（textual philologist），因为在我过去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不管具体从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