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球治理放对地方 丹尼·罗德里克 人们经常认为更紧密的相互依赖要求更多的全球治理，但这一逻辑值得推敲，跨境溢出效应并不总是需要国际规则。呼吁全球治理的经典理由基于如下两类情形：全球公域问题（global commons），以及以邻为壑型政策（beggar-thy-neighbor policies）。但除气候变化以外，世界经济并不是全球公域问题，而我们当前讨论的许多政策也并非真正以邻为壑的性质。某些政策属于自食恶果，某些则是针对现实的市场扭曲，或服务于正当的社会目标，会产生国内收益。我将指出，此类政策要求全球治理的理由很孱弱，或许不足以抵消全球监督或规制可能引发的反弹风险。这些政策领域尽管充满失败，却不是因全球治理薄弱所致，而源于国内治理失败，因此不能通过国际协议或多边协作予以纠正。我将提出一种有别于“全球化促进型全球治理”（globalization-enhancing global governance）的新模式，称之为“民主促进型全球治理”（democracy-enhancing global governance）。 引言 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许多问题似乎总是要求更多的国际合作和更好的全球治理。民粹主义逆流，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促使经济学家、技术官员和时事评论员更积极地呼吁拥抱国际主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2019）最近写道：“在这一可塑时刻引发世界动荡的几乎每个问题都是全球性的，只能通过一个全球性联盟来解决。”或者如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奈马特·沙菲克（Nemat Shafik,2013）所言：“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正在影响每个人，而且日益如此，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世界需要更多的国际协调和合作，而非相反。”当欧洲经济学界的研究网络VoxEU.org在2008年危机后向顶尖经济学家请教如何应对全…